絕無僅有的龍首雕飾 

　　號稱中國天主教三大教堂之一的洪家樓天主教堂，全稱耶穌圣心主教座堂，坐落在山東省濟南市歷城區(qū)紅樓廣場北側、山東大學老校區(qū)的西南角。洪家樓教堂將哥特式、羅馬式、中國式等建筑風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哥特式結構為主的中西合璧建筑風格。俯瞰教堂，教堂呈標準哥特式的拉丁十字形，室內面積達1600余平方米，地面鋪著青條石，兩排方形柱子支撐著高大的拱廊式屋頂，可容納千人同時進行彌撒。教堂西面主墻兩側是兩座石砌的鐘塔，尖銳的塔頂高高聳立。南北側壁上排列著眾多小尖塔，以同樣的姿勢插入藍天。

　　洪家樓教堂也融入了大量的中國建筑元素。教堂大廳的頂上覆蓋著傳統(tǒng)的小黑瓦，墻體以灰磚構筑，裝飾以雕刻鏤花的青石。在教堂立柱頂端的彩畫上，繪有中國神話中的瑞獸，圣壇兩側的立柱上則繪有鶴和鹿。而最具有中國風格、也是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教堂大門上左右兩側，各雕刻著一具形態(tài)崢嶸、怒目張口的龍首。

　　在教堂大門上雕飾龍首，可以說絕無僅有，無論在基督教的中文和合本《圣經(jīng)》，還是在天主教思高本《圣經(jīng)》中，都將被稱為魔鬼、撒旦的“dragon”譯作“龍”。把龍首雕刻在門上，儼然將上帝的敵人放在教堂之上，足以令人震驚。洪家樓教堂建設者的大膽做法，表明他對于中國文化中的“龍”與作為基督宗教魔鬼、撒旦的“dragon”兩者間的關系，顯然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洪家樓天主教堂以哥特式建筑為主的中西合璧建筑風格。

　　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形象隱喻 

　　中西方文化中有著眾多圖騰化象征，這些圖騰化象征代表著文化中的各種價值隱喻。在西方神話中，“dragon”就是這樣一種圖騰化象征。早在古巴比倫時，已經(jīng)有關于它的記載。它身上披麟，兩側帶翼，身下有4條腿。在古代埃及和希臘的文獻中，它有時以巨蛇的形象出現(xiàn)，而且常常有多個腦袋，有時又是各種形象的混雜。它的形象類似體型龐大的蜥蜴，雙翅帶尾，口中噴火，性情兇殘，通常代表負面形象。到了中世紀，經(jīng)過基督宗教的進一步塑造，“dragon”成了邪惡的魔鬼，象征著暴力、恐怖與殘忍，是代表地獄的邪惡力量。在日常生活中，“dragon”也被用來對人作負面評價。

　　在中國文化中，“龍”則是完全不同意義的象征。對于自稱為“龍的傳人”的中華民族，“龍”是社會共同的精神圖騰，其文化影響源遠流長。在距今8000年的遼寧阜新查海遺址，就發(fā)掘出龍形象的石塊堆塑。在河南濮陽的西水坡遺址、湖北黃梅的焦墩遺址，都發(fā)現(xiàn)了造型基本一致的龍形象?！墩f文》中稱龍乃鱗蟲之長，李時珍在《本草綱目》解釋說，“其形有九，頭似蛇、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p>

　　這種現(xiàn)實中并不存在的形象構造，賦予龍豐富的文化意義。龍首先是神話故事中的神獸，出現(xiàn)在各種遠古傳說之中；其次，它在政治體系中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皇權——皇帝本人又被稱為“真龍?zhí)熳印保辉诂F(xiàn)實生活中，它代表吉祥的瑞符，用來裝飾建筑和房屋，又被用來對人物作正面評價。龍在中國文化中的整體形象是正面、積極的，為人們所尊重。

　　由此可見，在中西方各自的文化中，“龍”和“dragon”有著完全不同的象征意義，從外形到內涵都不一致，文化內涵差別巨大。但不幸的是，這兩個本來并不相干的圖騰形象，在數(shù)百年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被當作對應事物進行翻譯，從而給彼此造成了許多疑惑。中國人對于西方人對龍的丑化，難免認為這是出于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貶低，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表現(xiàn)。而作為西方人，則更難想象中國人居然將如此邪惡的圖騰視為民族象征，自稱是“龍的傳人”，生硬地將自身文化意涵中極為負面的“dragon”與中華民族相對應，產(chǎn)生對中國文化的負面印象。兩個詞的誤譯，在文化交流乃至宗教交流中，造成了一些難以解釋的障礙和誤解。

 
教堂大門上雕刻的龍首形象。

　　中西宗教文化沖突與“龍”的誤譯 

　　據(jù)說，最早將漢語的“龍”譯為“dragon”的是馬可·波羅。他在描繪元人宮殿里的裝飾畫時，使用了這個譯法。但是，現(xiàn)今所見的馬可·波羅游記都非原文，難以考證是馬可·波羅使用了這個詞，還是后人所修改。比馬可·波羅稍晚一些來到中國的方濟各會修士鄂圖瑞克，則用拉丁文的“serpens（蛇）”來稱呼這些龍的裝飾畫，并且在介紹“鯉魚跳龍門”的故事時，用音譯“Loung Men”來翻譯“龍門”。明朝后期，利瑪竇和羅明堅在編撰《葡漢辭典》時，將“龍”譯為“bicha-serpens”，意為“像蛇的大蟲”。而利瑪竇的后來者同時也是繼承者龍華民，則將拉丁文的“draco（即英文的dragon）”譯為“毒龍”或“猛龍”。隨著利瑪竇路線的失敗，天主教的翻譯漸漸定調，“龍”和“dragon”走到了一起。

　　然而，天主教信仰主要采用拉丁語，信奉天主教國家的主流語言也不是英語，因此，真正決定“龍”的最終英語翻譯，并且影響至今的是基督教傳教士。19世紀初，在印度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希曼開始學習中文，嘗試將《圣經(jīng)》漢譯，并將儒家經(jīng)典英譯。1814年，在《中國言法》一書中，他將“龍”標注為“l(fā)oong”。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的馬希曼似乎并不知道“龍”是什么，也不清楚明末清初時天主教界曾經(jīng)發(fā)生在它身上的爭執(zhí)。另外一位同時代的英國外交官，在其游記中，則將“龍王廟”稱為“the Loong-Wang-Miao, or temple of the Dragon King”，這種譯法同時采用了音譯和意譯兩種方式，說明這位外交官明白“龍”的譯法的不確定性，明白其意義還存在爭議。也就在同一時期，第一個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終結了這一爭執(zhí)。他在澳門編纂了第一部《華英字典》，其中“龍”字就采用了龍華民的譯法，先是譯為拉丁文的“draco”，再譯為英文的“dragon”。西方的英語國家大都信奉基督教，馬禮遜是這些國家與中國之的之間的文化橋梁，他的字典很大程度上確立了“龍”的英譯。

　　“龍”的英譯不但是語言學的產(chǎn)物，實際上更是中西宗教觀念沖突的結果。傳教士的首要使命是要歸化中國人。如英國倫敦會著名的來華傳教士楊格非所言，傳教事業(yè)是“與黑暗的勢力戰(zhàn)斗”。在傳教士那里，中國文化的諸多要素都被納入基督宗教所主導的西方宗教價值體系，從祖先崇拜、圣賢祭祀到民間信仰，都被視為反對上帝的“鬼神迷信”和偶像崇拜，表明中國人是在上帝的仇敵——魔鬼的掌控之下。在馬禮遜眼中，“野蠻迷信”的中國人需要從邪惡中被拯救。

　　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這種宗教價值判斷，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在對“龍”的翻譯上。將“龍”譯作“dragon”不是一種語言意義上的誤讀，而是宗教價值批判的客觀需要。將中國人的龍圖騰視作“dragon”，符合傳教士們的價值判斷和傳教事業(yè)的需要，符合西方宗教視角中對作為“異教徒”的中國人的宗教價值定位。因此可以說，“龍”的翻譯問題，是中西宗教文化觀念沖突所造成的。

　　文化尊重與文化融合的踐行 

　　19世紀以來的中西宗教與文化，因為西方的擴張而處于極為尖銳的沖突中，這種沖突很大程度上模糊了西方人觀察中國的視線，具有東方主義特征的文化理解，制造了濃厚的偏見和誤解。中國的文化觀念就這樣在沖突中被納入基督宗教的普遍主義體系，成為其批判的對象。洪家樓教堂的設計者和建設者在這樣的宗教文化觀念激烈沖突的背景中，在“龍”已經(jīng)被賦予極為負面涵義的狀況下，將龍首作為教堂的裝飾，一方面是延續(xù)傳統(tǒng)中國的建筑特征，另一方面也表明并不認同基督宗教對中國“龍”的象征意義的解讀，認為在不同歷史處境中發(fā)展出來的民族文化和象征，應該得到尊重和善意的解讀。

　　洪家樓教堂上的龍，是對文化尊重和融合的踐行。